“咔哒。”键盘最后一击，阿哲长长吁了口气，后背一塌，差点栽进椅子里。屏幕暗下去，只剩下回收站那个灰蒙蒙的图标孤零零顶着。屋里静得掉渣，只有窗外偶有车流声，嗡嗡的，听得不爽耳。他揉揉发麻的手指，走到窗边，把窗帘扒拉开。

初秋的阳光有点刺眼，撒在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上，反着冷光。阿哲往下望了一眼，车水马龙，像一条会动的缎带。他在深圳这座钢铁森林里爬了十年，从一个连鼠标都拿不稳的愣头青，变成了现在这家外企的部门经理。西装革履，肩上扛着卡其色的大包，皮鞋擦得锃亮。

但此刻，他心里空落落的。

手指在屏幕上点了几下，回收站里的照片，那些泛黄的老照片，哗啦啦全被清空了。照片里的少年们，笑得傻，穿得土。阿哲记得老四那时候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90年代港风外套，打球时总被擦破膝盖，捂着伤直咧嘴；老五是个胖子，爱偷吃零食，考场上偷偷塞小纸条被抓包，脸涨得通红；老六安静，喜欢抱着篮球发呆，眼神里总有种说不出的东西，后来才知道是家里的事压着他。还有他，阿哲，嘴硬，总觉得自己最屌，结果一身的伤是兄弟们硬扛出来的。

键盘的光映着他眼底的红，他没忍住，走到沙发边，“砰”一声坐了下去。十年前，他们几个就挤在这个破旧的出租屋里，夏天没空调，冬天暖气时有时无。屋里堆满了泡面桶和 textbooks，客厅就一张打地铺的木板床，他们几个轮流睡。

那时候，真没啥钱，但每次有人生日，大家都会偷偷攒点钱，去买个大蛋糕，或者去小饭馆搓一顿。老四总说：“感情，不就是这样子的吗？”

现在？现在谁还管这些？

阿哲掏出手机，翻到通话记录。老四的名字还在，但他打了过去，听筒里传着“嘟…嘟…”的忙音。老五的微信半年没回，朋友圈偶尔更新几张奢侈品广告，配文都是“祝我生日快乐”。老六最绝，发小群里从来没露过面，有人说他出国了，有人说他回了老家老家当教师。消息里只有阿哲的几个问好，石沉大海。

他叹了口气，站起身，走向衣柜。西装挂在上面，笔挺的。